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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不是一个纯粹形式逻辑的问题，这里涉及很强的价值预设和实质性的价值判断。
忠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作为宣誓誓词，在宣誓主体入职时进行宣誓，则彰显了忠于宪法作为执业前提和职业承诺的性质。因此，遵守宪法和法律，是取得我国公民资格的法定前提。
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都必须予以追究。文章来源：《北大法律评论》第20卷·第2辑（总第39辑） 进入专题： 忠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65]在制定《驻外外交人员法》时，有全国人大代表主张将草案中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改为忠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但相关意见没有被采纳。从表面逻辑来看，宣誓忠于宪法即意味着完全赞同宪法文本中的每一个字，绝对支持宪法文本中的既有规范，而任何与宪法文本相抵触的修改都应该被视为是对宪法忠诚的违背。他们认为，将忠于宪法置于忠于祖国、忠于人民之前，是因为忠于宪法是誓词中最重要的内容，人民和国家的根本利益都写在宪法上。
古今政制虽异，其宪政功能虽异，其宪政功能归结仍在宪制规则之发现、维系与扩展，古今良治在核心上有相承之处。尤其需要注意的是，誓词中忠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是我国法律文本中所没有过的表述，[8]宪法誓词与我国法律文本中的宪法忠诚条款共同构成了立法者对宪法忠诚的解读，应当将誓词内容纳入法律文本中的宪法忠诚条款进行统一的规范构建，这样才能够更加准确地理解宪法誓词和法律文本中宪法忠诚条款的含义。早在20世纪20年代，克利夫兰城郊的一个规划分区法令就引发了诉讼(即Euclid v.Ambler Realty)，并最终由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进行司法审查。
(17)第四，比例原则否认权利主张有绝对答案。引文中所说的本世纪之交即指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比如，以色列学者莫舍·科恩-伊利亚(Moshe Cohen-Eliya)和伊多·波拉特(Iddo Porat)提出了一种正当文化解释。而在于表明原则上基本权利所具有的天然正当性和一般不可侵犯性，基本权利是审查国家运用权力的标准，而不是反过来成为被审查或被权衡的对象。
不能在对某种观念所作的文字表述和其所表达的观念之间直接画等号，要深入到文字背后、结合上下文对观念作全面的把握。而且，阿列克西的理论只是关于比例原则的一种特殊观念，这种观念并没有得到西方其他比例原则论者的广泛认同。
特定中国论者认为，比例原则的普遍性寄生于一种正当限制基本权利的观念。如果仅仅是一个纯粹形式逻辑的问题，那么，两种表述方式可能没有本质区别。这种观念在西方关于比例原则的主流话语中很难找到同路人，无论是在德国式的理论脉络中还是在美国式的理论脉络中。遂以未经正当程序剥夺其自由和财产为由诉至法院。
人类自由的初显性以及自由民主社会的基本前提，决定了比例原则把高位阶的基本权利作为所有国家权力直接适用的准则，是基本权利对国家权力的限制，而不是反过来。See Jud Mathews and Alec Stone Sweet,"All Things in Proportion-American Rights Review and the Problem of Balancing",Emory Law Journal,Vol.60,No.4(2011),pp.800-801. (52)同注(41)，Vicki C.Jackson文，第3096页。(51)杰克逊也认为：如今，世界各地有许多宪法法院和国际特别法庭都把‘合比例性接受为一个普遍的法律原则。根据我们当下复杂的条件，这些管制受到支持是因为那些类似于使交通管制获得正当性的理由，在汽车和街头快速轨道交通出现以前，交通管制注定会被指责为专断的和不合理的。
明确地要求国家只能选择那些对私人的利益损害最小但却已能达到其合法目的之手段来执行公权力的想法，可说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才于警察法中发展成形的。正如德国学者安德烈亚斯·冯·阿尔诺(Andreas von Arnauld)所言：我们习惯的三阶比例原则与四阶比例原则在说理上几乎没有实质的标准差别。
关于美国是否存在或者接受比例原则，西方学术界向来有争论。……尽管一定程度的弹性被给予宪法原则的应用，但是新的条件在被给予适当权衡以后，如果发现制定法和法令明显同宪法不一致，那么制定法和法令必然会失去其有效性。
(44) 也许格林的相关论述将有助于我们澄清误解。一旦被界定，宪法权利就应该被视为一个排他性理由。See Kai Mller,"Proportionality:Challenging the Critics",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nstitutional Law,Vol.10,No.3(Jul.,2012),p.711; Aharon Barak,Proportionality:Constitutional Rights and Their Limitation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2,p.245. (38)同注(33)，第134页。以美国为例，言论自由从诸多绝对性的前提假定中受益，但是在这些绝对推定的设计和运用方面合比例性可能是具有相关性的。(38)该学者正确地指出：我国学者们在引介德国的比例原则时，也基本上都是将其分为类似的三个子原则。(44)[德]安德烈亚斯·冯·阿尔诺：《欧洲基本权利保护的理论与方法——以比例原则为例》，刘权译，《比较法研究》2014年第1期，第183页。
为了克服这个理论障碍，他不得不借助拉兹的理论，用公共福祉的内涵去充实公共利益。(12)波斯纳把贝蒂的理论视作一种极端的法律实用主义，认为这样的理论会使非常多的宪法学生感到吃惊。
(34)他们还在正文中给出了一个更为严谨的表述：当一些学者深思国家干预的新形式(new forms of state intervention)，进而深思各种公共目的(public purposes)和各种个人自由(individual freedoms)之间经常发生冲突的前景时，他们在18世纪末提出了合比例性分析的初步想法。(78)Eric Engle,"The History of the General Principle of Proportionality:An Overview",Dartmouth Law Journal,Vol.10,No.1(Winter,2012),p.10. 进入专题： 公权力滥用 比例原则 。
在合比例性审查的后续步骤中，进行目的—手段分析，确定法律的目的是必不可少的。⑩参见注④，第809-810页。
(24)蔡宗珍：《公法上之比例原则初论——以德国法的发展为中心》，《政大法学评论》第62期(1999)，第80页。承认合比例性分析的优势和限度，将会使美国宪法更好地保护权利和促进民主自治。(46)同注(37)，Aharon Barak书，第132页。所谓强意义的普遍性，是指比例原则具有超越时空的性质因而应该被所有国家所接受，明确持有此种观点的学者似乎并不多，至少在西方是这样，加拿大学者戴维·贝蒂(David M.Beatty)和德国学者罗伯特·阿列克西(Robert Alexy)可以被看做是持有这种极端立场的少数代表。
从这篇文章的参考文献来看，这一观点似乎是参考了德国学者的观点。一个世纪以前，甚至半个世纪以前，这些管制可能会因其专断性和压迫性而被拒绝接受。
他在得出比例原则的普遍性寄生于正当限制基本权利观念这个结论时，引用了阿尔诺的相关论述：即作为基本权利适用方法的比例原则，表明了对基本权利的立场：个人自由不能被强烈侵犯，除非所追求的目的是必要的，并且侵犯影响与所追求的目的是均衡的。See Francisco J.Urbina,"A Critique of Proportionality",American Journal of Jurisprudence,Vol.57,(2012),p.49; Mattias Kumm,"Who's Afraid of the Total Constitution-Constitutional Rights as Principles and the Constitutionalization of Private Law",German Law Journal,Vol.7,No.4(Apr.,2006),p.348; Vicki C.Jackson,"Constitutional Law in an Age of Proportionality",Yale Law Journal,Vol.124,No.8(Jun.,2015),p.3099. (42)同注(33)，第133页。
(46)显然，合法目的同追求合法目的所使用的手段之间的适当关系和使用某种手段追求某种目的同宪法权利之间的适当关系这二者之间是有本质区别的，仅以前一种关系代替宪法比例原则包含的全部两种关系自然是不准确的甚至是误导性的。(74)参见注(71)，Ronald Dworkin书，第199页。
面对如此情形，有中国论者提出了一个疑问：比例原则的普遍性存在理论上的根据吗？①基于比例原则在全球范围内广泛传播的现实，有学者极力主张应该普遍接受比例原则，也有学者对普遍化主张提出了质疑。(56)See Mark S.Kende,"The Unmasking of Balancing and Proportionality Review in U.S.Constitutional Laws",Cardozo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Law,Vol.25,No.3(Summer,2017),p.419. (57)District of Columbia v.Heller,128 S.Ct.2854(2008). (58)参见注(56)，第428页。(50)其次，美国的宪法实践虽然具有多变的色彩，但总体而言，它的个人主义的自由主义传统相比于其他国家更加明显。(48)参见注(37)，Aharon Barak书，第245-302、529-539页。
①陈景辉：《比例原则的普遍化与基本权利的性质》，《中国法学》2017年第5期，第279页。(60)Village of Euclid v.Ambler Realty Co.,272 U.S.365(1926),pp.386-387. (61)参见注①，第292页。
第一，比例原则企图使权利非政治化，实现这种企图的方式就是声称把界定权利所涉及的道德评价和政治评价转化为有关权衡的技术问题。当下各国法学家共同关注的比例原则应该有其明确的、受到严格限定的思想起源和实践发端。
在贝蒂看来，……法官几乎完全依靠比例原则构造了一个司法审查的有效运作模式，这个模式将会告诉法官，民选代表及其官员什么时候是在正确地行动以及什么时候没有正确地行动。在Euclid v.Ambler Realty这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案件中，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实际上是对警察权的使用进行了一个合比例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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